狗耳 dog-ear

文學作品?的「我」，並不等同作者的真我，那是敘述者，這是常識。但五四名家發表的日記、書信，往往也近乎敘述者，不是單純地寫給自己或者寫給某個特定個體而已，那時候他們既無影印更無電腦貯存之便，卻仔細抒述，大多仍用毛筆，並不以反覆抄寫為苦，顯見在執筆之時，就有了公開發表的念頭，心存其他讀者。結果是日記?把自我對象化，書信?則把收信的個體?群眾化，成為眾數，至少就像某一個類型。我，可能是在舞台上的「我」﹔你，卻肯定是「你們」。始於具象，終究成為抽象。

　以傅雷的家書為例，他是嚴父，也是自覺地在演一個嚴父的角色。演自己和本來的自己，是有分別的﹔傅聰自是親子，可是其他讀者也都成為兒子，至少是義子了。他的信，是在對兒子，所有的兒子，耳提面命，諄諄教誨。傅雷的成就，不必再泰山上堆土﹔但傅雷這個父親的角色，我作為讀者，不，兒子之一，獲益之餘，可有時又不免掩卷感嘆，只覺這個父親苛護有加，餘裕欠足。我們長期受父權思維的主宰，到自己成為家長，投入那個程式化的形象，一面是自己見賢思齊(歷代那些賢父的典範)，另一面又望子成龍，於是對子女是否管得太死呢﹖這是時代差異使然嗎﹖然則後來的新生代，這種感覺恐怕只會更強烈。